自從認識那個姑娘以后我再也沒看談話節(jié)目。
我在北京時候的一天晚上,接到一個電話,是一個外地的讀者,說看了我的新書,覺得很退步,我說其實是我進步太多,小說就是生活,我在學校外面過了三年的生活,而你們的變化可能僅僅是從高一變成了高三,偶像從張信哲變成了F4而已,所以根本不在一個欣賞的層次上。我總不能每本書都上學啊幾班啊的,我寫東西只能考慮到我的興趣而不能考慮到你們的興趣。這是一種風格。
或者說當遭受種種暗算,我始終不曾想過要靠在老師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尋求溫暖,只是需要一個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,一部車子的后座。這樣的想法十分消極,因為據說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奮勇前進,然而問題關鍵是當此人不想前進的時候,是否可以讓他安靜。
他說:這電話一般我會回電,難得打開的,今天正好開機。你最近忙什么呢?
然后我推車前行,并且越推越悲憤,最后把車扔在地上,對圍觀的人說:這車我不要了,你們誰要誰拿去。
我說:沒事,你說個地方,我后天回去,到上海找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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